另一条和变种人有关的密令，也悄无声息地发布了下去，只是知情者寥寥无几。
当然，利亚是个例外，她自有办法摸清每一处细节。
她知道，苏方的秘密研究超能力的机构被连根拔起，关在其中的变种人“小白鼠”们终获解救。
当然，有人会质疑：即使苏方高层明知自己体内也藏着X基因，为何要自断研究？按人性推断说，不应该加倍投入，好找出方法把那些潜在的基因唤醒——这样他们自己也拥有超能力了吗？
没错，抱持这种想法的人肯定存在。
但架不住利亚悄悄给他们下“暗示术”，迫使这些人“反思”。
若暗示术都搞不定，她甚至会直接潜入对方的梦境里，让他们在梦里切身体验被禁锢、被解剖的恐怖感受。
如果这样还没办法让这些人改变想法……地狱的大门自会向他们敞开。
而另一边。
文化反击特别小组的规模持续扩张。
这份人员名单构成奇特而富有深意的组合——除KGB调派的精锐特工外，更有社科院学者、作协笔杆子、电影局资深制片人……以及最引人注目的新成员：刚刚归附苏联的流亡者顾问团。
纪录片的实际拍摄重任，则落到了索科尔和他的团队肩上。
他们被赋予了以往难以想象的资源支持和特殊权限。
KGB档案室的钢印封条被逐一准许启封，档案管理员从泛黄的卷宗中挖掘出和海明威有关的各种记录。
从西班牙内战与苏联支持的共和军合作（海明威与苏联军事顾问把酒言欢的合影），到二战时期与苏联特工接触（但未发展成间谍），再到冷战初期苏联的拉拢（一封自莫斯科发出的、始终未获回复的“文化交流”邀请函复印件），最后还有与卡斯特罗的友谊……
这些本应随作家之死永久尘封的绝密档案，如今与FBI密档并置在编剧案头，供他们参考研究。
编剧们日夜推敲剧本，确保每一句解说词都如淬火的钢针，刺向美国的虚伪核心。
他们将在纪录片中把海明威塑造成一位因反法西斯、同情被压迫者（这部分经顾问团的修改，很隐晦地带上了变种人），而惨遭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系统性迫害，最终被“合法谋杀”的悲情圣徒。
导演索科尔亲自掌镜。
这位在战争片中锤炼出冷峻与煽情并存风格的大师，他的镜头语言在冷酷与灼痛间精准切换，时而如档案胶片般冰冷客观，时而又化作蘸满悲怆的油画笔触。
KGB特工们负责将需要的海外线人秘密转移：海明威在古巴时期的管家、与海明威交往且同样遭霉国封杀的左翼艺术家、曾经监视过海明威的特工叛逃者、参与迫害行动的医疗人员，乃至海明威那生活艰辛的遗孀……这些人经布达佩斯或贝尔格莱德的灰色通道，最终降落在莫斯科接受采访。
顾问团干的事情就更多了。
他们从梅奥诊所的地下仓库里偷出了那台退役的电击椅。
那台电击椅虽然已经退休，但并没有被销毁。它被运回莫斯科，摆在片场中央，成为最触目惊心的道具。一同被“抢救”回苏联的，还有海明威自杀用的双管猎枪，那台敲出无数作品的打字机等等。只要拍摄时有需求，无论是什么他们都会费心寻来。
此外，当苏联人骄傲地展示他们笨重的Konvas-35M摄影机（仿制美国Mitchell BNC的粗糙产物）时，顾问团成员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眼神。不到一周，禁运清单上的设备便陆续抵达莫斯科。
其中有潘那维申镜头、柯达最新的胶片、甚至还有几台Arriflex 35BL，可把拍摄团队给高兴坏了。
最令人惊讶的是，顾问团成员之一，一名叫利亚的亚裔女性，总是以犀利的建议精准击穿拍摄团队的每个创作瓶颈。
到后来，拍摄团队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某个隐姓埋名的电影大师，或是希区柯克的秘密门徒。
为了解释自己对电影的洞察力，利亚不得不编造了一个悲情故事——父母是遭麦卡锡主义迫害的好莱坞场记，她从小躲在片场道具间里偷学技艺。
爱信不信。反正理由已经给了。
而实际上呢？对经历过技术进步、文化变迁、信息爆炸和审美进化的现代人而言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拍摄手法就像石器时代的燧石一样原始。利亚那些“神来之笔”，不过是站在历史肩头看到的必然风景。
整部纪录片的配乐，全部由利亚精心挑选——当然，都是从现代曲库里扒的。
对外说法是——西方地下反主流音乐，从编曲到演唱统统匿名。
苏方并未干涉英文原曲的使用——毕竟这是外宣片，西方观众需要熟悉的语言来共情——但他们还是贴心地制作了俄语翻唱版本，确保本土观众也能被精准感染。
整部纪录片的主题音乐用了Johnny Cash翻唱的《Hurt》，利亚是在老金刚狼的剪辑里听到的这首歌，但显然用在海明威的纪录片里也非常适合。
小主，
起初，观众或许不会立刻理解，甚至可能觉得老年歌手苍老、嘶哑、破碎的嗓音有些难听。
但随着剧情推进，当镜头层层拨开海明威的痛苦，他们就会发现，歌曲是现实的残酷映射。
（针尖撕裂皮肤/熟悉的刺痛如旧）——直指在政府授意下，医疗人员对海明威实施的“针对性药物虐待”：长期注射某种抗精神病药，加剧其抑郁、震颤与自杀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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